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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的自信何在 3
- 作者:佚名
- 发表日期:十月 0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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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导读:3、缺乏自信的恶性循环 学术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尤其自19世纪初现代大学原则诞生并且广为接受之后,形成了自身的规范。这些规范并不复杂,也有相当明确的检验方式和程序。学术的基本价值就在于它的原创性,所以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以及新材料的有无及其它们的所有权就构成了学术规范的核心。我们甚至可以说,学术规范的一切其他内容都是从这个核心演绎出来的。 学术规范只有在学术自由的原则之下才能够真正得到施行,因为学术之为天下公器这个性质只有在学术自由的空气里面才能真正实现。学术自由在现代社会乃是由良心和思想自由
- 3、缺乏自信的恶性循环
学术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尤其自19世纪初现代大学原则诞生并且广为接受之后,形成了自身的规范。这些规范并不复杂,也有相当明确的检验方式和程序。学术的基本价值就在于它的原创性,所以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以及新材料的有无及其它们的所有权就构成了学术规范的核心。我们甚至可以说,学术规范的一切其他内容都是从这个核心演绎出来的。
学术规范只有在学术自由的原则之下才能够真正得到施行,因为学术之为天下公器这个性质只有在学术自由的空气里面才能真正实现。学术自由在现代社会乃是由良心和思想自由权所包含的内容。就此而论,它并非单单关涉大学制度,也直接以政治制度为前提。尽管如此,在一个社会中,学术规范依然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而受到特殊的对待,就如大学在其发展的早期曾经获得过相当超前和突出的特权一样。或者退一步说,即便在当前的情况下,学术规范也仍然有其施展的相当大的余地,尽管在最后还是会受到某种外在的约束。
但是,在学术从根本上来说处于从属地位,仅仅被当做一种手段的情况下,学术规范就会处于可有可无的状况,因为制订学术规范并将它颁布实行,是与把学术仅仅当做手段这种做法与观念在根本上相冲突的。由于学术成果作为一种相当纯粹的精神活动的成果,是可以从理想状态上来进行考察的,因此它的规范也就具有相当强大的内在一致性要求。这种规范自然与黑色学术不共戴天,而且也会与灰色学术产生根本的冲突。因此,虽然近年来也有某些大学用对待学术的手法来对待学术规范,这就是说,把学术规范作为一种手段,以表示自己是重视学术的、是与国际接轨的、是在争创世界一流的,但实际上却将之束之高阁——因为根本无法切实实行,这是因学术规范的实施是必须有特定的学术民主程序来保证的,而其前提就是学术自由。
学术沦落为手段,学术规范或者付之阙如,或者束之高阁,而黑色学术气焰嚣张、灰色学术流行一时,以至于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异。同样,它们对无论学校有司还是教师的自信的压迫和消磨,也仿佛成为一种当然的事情,很少会有人来质疑,或者质疑者反而被视为是不正常的。不仅如此,由于整个社会对于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方法的渴求,大量的金钱和资源于是就被投入到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之中,各种荣誉和其他利益也纷至沓来,而黑色学术和灰色学术在谋取这些金钱、资源、荣誉等等方面却也常常是奏效的。这样,黑色学术就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自己的潜规则,而灰色学术的规则实际上堂而皇之地成了正式规则。
中国大学的自信的缺乏,中国大学人的自信的缺乏,就在这样的关系以及其他相应的关系之中,进入了恶性循环。这种循环形成了各种盘根错节的纽带,将大学紧紧地与灰色学术乃至黑色学术绑在一起,从而使得任何试图批评灰色学术、反对黑色学术的举动,不单单直接触动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也仿佛直接损害大学的利益——这一点人们可以从许多即便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剽窃案也难以得到处理的事件之中,清楚地领会到。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大学的低水平仿佛就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件。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某些人来说成了必须如此的事件。试以大学教师选聘为例,在相当多人的意识中,中国大学高水平的教学机构或研究机构仿佛只能引进西方大学的学位获得者。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出三种可能的原因,而后者同时就是三个相当严重的问题。第一,中国大学水平确实低下,没有什么高水平的毕业博士,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评价学位获得者的公认的客观标准;第二,这些机构因为建立在中国大学,所以那里面的人员也就失去判断学术水平的评价能力,从而只能以学位授予单位这种外在的标志为评判标准;第三,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维持不变,比如十年,这是从大学入学到博士毕业的一个基本周期,并且也有好几届博士可以在这个周期中完成学业,那么这就说明,即使最优秀的人才进了中国大学,也无法成为优秀的学者和科学家,自然也就无法做出优秀的研究成果。
但是,在人们具有足够的反思和清楚地认识到其中的道理之前,大学依然会有充分的理由将引进国外人才当做一种政绩,当做大学学术水平高的一个标志。简单地说,就此而言,人才引进也能够演变为灰色学术现象。对大学学术和学术规范来说,它自然会反而为一种外在的限制和障碍,而其所包含的潜在因果可以揭明其下:中国大学无法造就优秀人才,就从海外引进,而这种引进的可能性就使得大学当局可以不必费心去提高大学水平,从而培养出同样水平的人才;不仅如此,这种可能性还可以用作压制批评意见的消极手段,以及谋取政绩的捷径。
于是,我们便可以了解缺乏自信的恶性循环背后的规则:中国大学水平本来就低,却又背负一套非学术的原则和不合理的制度,两者结合起来就使大学的水平相对而言(比如与西方大学相比)更低;这种更低的水平就需要某种更加不合理的制度或制度之中某些更不合理的因素来维持,以保证大学在低水平层面上的运作。不仅如此,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之中,正如一位思想家所说的那样,这个制度不仅要再生产自身,还要再生产维护这个制度的人。
这种恶性循环还会扩展到更其广泛的领域,比如,最常见、最缺乏批判性而却最容易为人拿来当解释的理由,就是中国的文化,甚至中国人的缺陷。让一种已经基本上被摧毁的文化来为今天中国大学的现状来负责,或者为其他问题负责,本身就是一种相当不负责的态度,而且也是非学术性的偏见。因为今天的制度是在近60年前完全重新建立起来的,并且由于此后反复发生的摧毁中国传统文明的经济、观念和文化基础以及社会形式的运动,它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和制度的因果关系是相当薄弱的。这种解释往往是把作为原因的东西看成了结果。
大学的学术以及其他一切的学术,在受教条主义或强或弱指导下的几十年间,使我们沦为思想、理论和知识领域的打工者。如果纯从理论上来分析,我们可以揭示出这里所蕴涵的一个前提,这就是对中国人自身、对中国文明的根本不信任。不相信中国人的创造力与压制中国人的创造力,乃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层面。这种压制与中国人创造力的衰落同样也是一个恶性循环。比如,因为我们的文化落后,所以就需要先进的思想来指导,而这种指导思想就成为了一种必须当做教条来遵守的东西,不可背离、不可置疑,更不可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原本应该是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方法创造园地的大学,成了诠释教条的集中营。于是,就如我们所经历过的那样,有一天国门重新打开,我们就会惊愕地发现,几乎在理论的所有方面,更不用说在实践方面,我们又更加遥远地落在他人后面,西方的东西,从理论到品位,蜂拥而入。而这种落后,在现实的制度之下,人们最方便拿来、使用起来也最安全的理由就是那个本不该承担如此责任的中国文化。最为可悲的是,中国整个学术界从思想、理论到方法又再一次屈从于西方之下,人们又一次为西方人打工,不过,这次换了主人,不再为少数几个人打工,而是为整个西方思想打工。比如,在哲学领域,马克思一人长期独占主导地位的结果,就是今天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为西方的各种主义所统治,比如从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实用主义一直到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中国人的独立的思想难见其踪影。
导致这种恶性循环的那种教条在今天依然有其余威,为了保持这种余威就必须辅以必要的行政压制,而大学又无法将学术确立为自身的核心价值,大学的教师和其他研究人员精神上的创造力就会在灰色学术中消磨掉。这样,且不说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中国学术的领域竟成为西方各种思想、理论的竞技场。而这必然会反过来进一步挫伤中国大学的自信——主要是相关责任者的自信,其次就是教师和学生的自信,从而在新思想、新知识的原创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列入二流或更低等级的位置。一些著名大学的领导一方面虽然经常出煌煌之论,比如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另一方面,在面临大学实际事情时,无论是改革与制度建设,还是大学基础建设,除了利益的考量之外,却常常以三流的心态和态度来处理,美其名曰“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这样的定位自然也就使中国的大学实际上是以三流的标准来对待一切事情,那么从心理上来说,大学没有自己的品格、没有荣誉、没有标准,其内在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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