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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如何发挥“边缘创造力”
- 作者:佚名
- 发表日期:十月 0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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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导读:科学时报 2006年3月17日 A4版“三大周期”握手言“合” 创新机遇千载难逢中国科学如何发挥“边缘创造力” ——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教授董光璧科学时报记者 洪蔚几年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董光璧教授撰写了《21世纪的科学与中国》一文，对全球经济、国际政治和世界科学的周期性及其对中国的意义进行了全面论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下，我们回头去看这篇“老”文章，发现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帮助我们审视面前的机遇与挑战。 记者：您在文章中提到，世纪之交，也就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个时期，
- 科学时报 2006年3月17日 A4版
“三大周期”握手言“合” 创新机遇千载难逢
中国科学如何发挥“边缘创造力”
——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教授董光璧
科学时报记者 洪蔚
几年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董光璧教授撰写了《21世纪的科学与中国》一文，对全球经济、国际政治和世界科学的周期性及其对中国的意义进行了全面论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下，我们回头去看这篇“老”文章，发现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帮助我们审视面前的机遇与挑战。
记者：您在文章中提到，世纪之交，也就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个时期，是一个“三大周期会合”的、千载难逢的重要时期，并提出了对中国未来的展望，请您解释一下“三大周期”的概念以及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千载难逢的历史境遇。
董光璧：你说的那篇文章，最早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5期，是我1999年在北京海淀走读大学（现在叫北京城市大学）的一次讲演。在世纪之交，全球经济、国际政治和世界科学几乎同时进入新的周期，即经济进入第五经济长波、政治进入第六霸权周期和科学进入第七发展高峰周期。
近500年来，人类社会越来越趋向全球化的整体发展，人们也在20世纪先后发现了经济、科学和政治发展的周期性。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在1925年发现的50年左右的经济长波周期、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在1962年发现的80年左右的科学发现周期、美国政治学家乔治·莫德尔斯基在1978年发现的百年左右的政治霸权周期，已受到相关领域学者的重视和广泛讨论。虽然它们作为历史解释理论也受到各种质疑，但这种统计意义上的准周期性还是作为历史现象而被基本公认，并且成了预测人类未来的一种思考方式。“三大周期会合”正是基于历史延续性的一种推论，本来相对独立的准周期由于会合而时间相关，这是一种可期而不可求的千年一遇的历史境遇。中华民族要充分利用这一历史境遇，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全人类事务作贡献，即为国际秩序和谐、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科学发展作贡献。
记者：在这种历史境遇面前，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地位和角色？
董光璧：鸦片战争败北以来，中华民族长期挣扎在存亡继绝的精神压抑状态下，现在应该有一种新的精神境界了。一个民族的世界地位决定于它对全人类事务的贡献，对人类进步贡献微不足道的民族是难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在建设农业文明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举世公认的重要贡献，而在创造和发展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则贡献甚少。中华民族振兴的关键在于为人类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不是炫耀自己祖先的光荣和只图自己的繁荣富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为我们赢得了世界政治五强之一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为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但必须实事求是地定位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
领导21世纪潮流的大国无疑是美国，它是国际政治、全球经济和世界科学的中心，“政治多极论”、“经济一体论”和“科学多中心论”之类的预言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按照有关学者的研究，主宰国际政治的国家要拥有维持全球秩序所需资源的1/2，左右全球经济的国家要掌握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技术群，堪称世界科学中心的国家要贡献科学发现总量的1/4。当今世界，只有美国有这样的综合国力，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足以挑战其领导地位。国际政治中霸权国与挑战国争夺领导权的历史教训应该记取，一切挑战国都以失败告终，新霸权国是老霸权国的合作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正确角色应该是大国合作者之一，只能以这种角色维护国际政治秩序的和谐，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世界科学的健康发展。
记者：您认为处在这种国际角色和地位上的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董光璧：现代国际政治的现实是霸道而不是王道，环球航海以来的国际政治经历了五个霸权周期，即葡萄牙霸权期（1495～1580）、荷兰霸权期（1580～1688）、两次英国霸权期（1688～1792、1792～1914）和美国霸权期（1914～2001）。“9·11”事件标志着新霸权周期的开始，反对恐怖活动的大国合作趋向显露了国际政治的新特征。中国对世界霸权的感受是葡萄牙租借澳门、荷兰霸据台湾、英国强割香港和美国阻挠台湾和大陆的统一。香港和澳门的先后回归无疑标志着国力的提升，但我们的综合国力还远在其他政治大国之下，约为美国的1/4、法国和英国的1/2、俄罗斯的2/3。霸权维持的世界和平是不和谐的，如何为创造和谐的国际秩序作贡献，应成为我们在大国合作中的重点思考方向。
现代经济是由技术创新推动和市场主导的全球化经济，工业革命以来经历了四个经济长波周期，即与机械化相关的周期（1770～1830）、与铁路化相关的周期（1830～1880）、与电气化相关的周期（1880～1930）和与电子化相关的周期（1930～1990），接下来的第五经济长波（1990～2040）和数字化相联系，这种技术驱动力有可能延续到第六长波。第五和第六经济长波的技术特征为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增长提供了条件，数字化技术创新也降低了能源需求和环境负担，使得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素质等问题突出起来。与最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产业结构和人口受教育程度两方面都滞后约一个世纪，而且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
记者：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在这种国际角色中，您认为摆在中国科学面前的是怎样一种国际和国内局面？
董光璧：现代科学事业是国际化的。文艺复兴以来世界科学经历了六个发现周期，对应的发现高潮分别在16世纪80年代、17世纪60年代、18世纪40年代、19世纪20年代、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下一个高峰期在21世纪50年代。但从500年的周期看，已经过了其最高峰20世纪30年代而处于下坡期。但科学原理的技术应用却前景广阔，这有利于世界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急需。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已有150年，但中国科学迄今仍处在世界科学中心的边缘。虽然在发展科学教育、建立研究机构和解决国计民生问题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中国科学对世界科学发展的贡献则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发挥“边缘创造力”的途径在于，注意从技术和工程中发现新的科学问题。对一切发展中国家来说，从技术和工程实践中发现科学问题并加以选择研究，而不是一味地追随和模仿发达国家，应该是一种兼顾技术和科学的可行的发展科学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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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中国科学如何发挥“边缘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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